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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

6天前
6天前
1星期前
2星期前
3星期前
3星期前
我问小女儿:长大后要做什么?她答:给妈妈吃多多东西。我问为何,她笑了笑,春风送暖地说:“因为你老了,给你吃多多东西把你变回来。” 某日下午,我临窗开了张小桌和孩子一起吃午餐。餐后泡了杯咖啡。小姐妹俩吃得慢,妹妹目光落在杯子上对我说:“如果你老的时候还喜欢喝咖啡,我就泡给你喝,也给爸爸泡他喜欢的奶茶。”听罢,心头一阵温热。她留意到我发呆凝望窗外,以为颇有心事,于是答应用餐完毕继续留下来陪我喝咖啡看风景。不消片刻即吃饱抹嘴,双臂交叉搁桌面上说:“我吃完了,聊个天吧。” “聊个天吧”,听这少年老成蹦出的话语,我险些一口咖啡喷了出来,是上天怕我寂寞而派来了天使吗?既伴我于静寂之中,又解我忧愁万端。每天接她回家,一上车就没冷场。她会报告校园趣事,会汇报窗外云的变化,会观察到路边坟头为清明作准备而烧枯的草又转绿了,也会告诉我香蕉有两种颜色,一种是树上叶子的颜色,一种是天上月亮的颜色。她总是随时就地取材张口就来,讲了甲,一会儿谈乙,没连贯也不相干,纯粹想聊聊天而已:“妈妈,其实我不知道要讲什么,所以才讲这些话。” 她哪里知道,因着这些那些的话,自己早已悄然做了个偷心贼:一日之计的三样事是上课、看书、爱妈妈;外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,抱妈妈。妈妈能不为之感动被偷了心?可她的暖,有时候捂得太热,会一股气上升险些爆炸。她是那么脆弱地需用脾气来保护自己的无从反击。终于有一天,用着蹩脚的解释哭说着委屈,说是因为自己还不能认得太多字,表达不来,所以用了最原始的肢体感官作为情感的宣泄,最怕就是爸爸妈妈不爱她了。我努力回想,自己是否也在如此阴影下这般走来? 错过了许多陪伴的岁月 原来,有人怕不被爱而低声下气去取悦他人,有的人会用着相悖行为去包装情怯。正常亲子关系下,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,只是那份爱无法化作安全感,于是彼此爱着的人,却反差收效,把关系弄僵,使情感破裂。我喜欢把孩子拥抱入怀,气头上的她会慢慢不再挣扎,被理解后的眼泪会吧嗒吧嗒地,连同呼应的回抱化作水一样的温柔,像初生时那般让人怜惜地恬静。这时候,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对我处处包容,永远信任,从不有所要求的父亲,他始终护佑我如初,长忧到白头。 在怀中年年长大的身躯年年让我矛盾,既想她们快快成长,又想她们慢点儿再慢点儿长大。长大以后,难免在世事中失却童真,我们也恐难再如今日般相拥。妹妹跟姐姐聊天时说:“其实大人的脑是比较小的,因为他们不会想像,每次我们觉得很有创意的东西,他们都要说‘怎样可能’?”我在电脑前敲文打字时听到了,心有戚戚焉。在她们的创意最是天马行空的时候,我却忙着为五斗米而折腰,错过了许许多多陪伴的岁月。 “你长大后要做什么?”这句话,我原是想问孩子长大后的志愿,向来牙尖嘴利的妹妹说:“我还没长大,我不知道。”让她想一想啊,于是她用着笃定的语气说着未知的话:“我还不确定。”其实,如果我连当下都顾及不来,凭什么让孩子耗费想像力去幻想那或许永不能成真的未来?这世上,有的人没机会长大,有的人没机会老去,在生死面前说志愿,如此苍白与荒凉。 经常被忽略的孩子说:“妈妈,你再不陪我们,我们就长大了!”谢谢,谢谢你们提醒我,日子要慢下来,要回头告诉你们,不管未来想做什么,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都要记得好好爱自己,保护自己,因为如果你们不在了,妈妈是无法把你们变回来的。
3星期前
3星期前
我至今仍无法确定,Ah Lek这个名称的来由,是不是国语的adik?尽管发音稍有差异,但是意义却是一样。难道老一辈人发音不准,把adik误叫为Ah Lek?(就像Jambu传到台湾,竟然变成莲雾)我们跟友族小孩子谈话,习惯叫他们adik。在他们家里,家长也习惯以adik称呼比较幼小的孩子。客家人称呼弟弟则是“老泰”或“阿泰”。 Ah Lek原本是我二哥的乳名,后来三哥出生了,家人把乳名让给了三哥。当我出生的时候,家人又把乳名让给我,两个哥哥先后恢复原名。妹妹出生之后,我还是叫Ah Lek,家人再也改不了口。家人和亲戚都不叫我的原名,甚至我的弟弟和妹妹都叫我的乳名,从不叫我四哥。唯有大陆的亲戚,不知道我的乳名,他们习惯叫我“阿隆”。 我把Ah Lek翻译成阿乐。喜乐的心,乃是良药。做人必须乐观,天塌下来当被盖。若是只译成“阿弟”,少了这一层的含义,何况阿弟的称呼太普遍,在我们童年年代,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叫阿弟或阿妹的。话说回来,做弟弟的,自小有哥哥罩住,倒不是坏事。小学时代,我的二哥在校园还有点势力,他告诉我,若有人欺负,可以报上他的名堂。不过,那时极少校园霸凌的事件,学校还是相当安全的地方,我也不必逢人就说我是某某人的弟弟。 三哥大我两岁,我是他的跟班。那时星期六小学只上半天,我未到入学的年龄,某个星期六上午,我一大早就跟三哥去学校。那个年代,似乎没有幼儿园,我是以弟弟的身分混入校园。周围都是穿着校服的大哥哥和大姐姐,当时只有我穿便服,显得格格不入。在课室内,我静静地坐在三哥身后的空位子。与三哥一起坐着的男生叫安发,屡屡回头逗我讲话,我不敢应他,怕老师骂。后来安发果然被老师训了一顿。他不敢回头,但是过了一会,又转过头向我扮鬼脸。放学后,三哥带我坐巴士去三哩巴刹,到父亲的冰饮摊档帮忙洗碗,也顺便去理发。我到现在还不明白,老师们怎么允许还未入学的孩子在班上旁听?他们心胸宽阔,有教无类,不忍心拒绝一个渴望上课的小朋友。 三哥读完六年级就休学,正式成为父亲冰饮摊的助手。我上了中学,功课繁忙,不必去摊档帮忙,每天有零用钱花,反观三哥一整天帮忙父亲,在开始阶段没领酬劳,后来看到其他小贩的帮手都领薪水,他才鼓起勇气向父亲要工资。趁学校假期我到摊档帮忙,担任三哥的助手,他交代我做比较简单的工作,如收拾杯子。收摊的时候,他对我的表现还满意,从零钱中拿五毛钱给我,算是那天的工资。有了零用钱,隔天下午,我去马路对面的乐士戏院看电影。那是童年时代一大享受。 年终假期正是水果季节,各种热带水果上市,如榴梿、朗萨、红毛丹、山竹等。我在住家附近的路旁摆档卖红毛丹,那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赚钱机会。开始的时候,我还怕遇到熟人,被人嘲笑,后来我豁出去——我自力更生,又不是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,何必怕人说三道四?当我把赚到的钱交给父亲,心中有点激动。三哥那时还在三哩卖冰饮,陪我卖红毛丹的是我的小弟。我从伙计的身分转为摊主,担起比较重要的任务,那一个长假,我过得很充实。 抬头欣赏蓝天胸怀豁达开朗 上了中学,没有任何一个哥哥与我同校,我在新的环境中学习独立。首先我必须学习结交新朋友。新的学校都是讲福建话的同学,来自乡区的我,平时讲客家话,不讲福建话,只好以华语跟他们沟通。中学以英语为教学媒介,那时我的英文程度极差,在课堂上跟老师沟通,鸡同鸭讲,发生了不少糗事。我痛定思痛,认真学习,后来才渐渐进步。中学毕业后,我在独中教了两年书,后来才申请进入师范学院。毕业后我在内陆学校执教,负责教中五班级,学生只比我小几岁,俨然都是我的弟弟妹妹。我们虽是新手老师,学生却非常尊敬我们,而且与我们保持亲密如家人的关系。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,持续了许多年,即使退休之后,我依然与部分学子保持联系。 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这是我在预备班教导的名句精华。当我们彼此称兄道弟,学会互相包容、尊重,关系更加密切。我也崇尚儒家思想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这是孟子所提倡“推己及人”的仁爱精神。在师范学院我信了耶稣,初到教会,听到彼此称呼弟兄姐妹,还不大习惯。耶稣提倡的“爱你的仇敌”,不仅化敌为友,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。祂说:“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,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”家庭成员不只局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家人,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,那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。 我热爱大自然,只要天气晴朗,一抬头即可欣赏美丽纯净的蓝天。蓝天,从未划下疆界,限制鸟儿飞翔的范围。我们若像小鸟飞出自己的小格局,从高处鸟瞰大地,视野宽阔,胸怀变得豁达开朗。古人徒步登山,为寄情山水,或开拓视野,或磨练意志;在登山的行列中,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,流传千古。 我胸无古人大志,攀上人生的小山岗,怡然自得。光阴荏苒,曾几何时,我已列入银发一族,尽管我的家人还是如此称呼我,当年的Ah Lek已经渐行渐远。时间不为我们停留,我们是过河之卒,已无退路。沐浴在夕阳余晖,任晚风轻柔地把我稀疏的头发梳出睿智,让笑声在时光的幽谷回荡……
3星期前
1月前
1月前
傍晚,提早吃完晚餐,我和幼女去散步消食。晚霞的橘红色,悄悄地从边际爬上天空。我灵机一动,转身对她说:不如我们看着风景,来玩故事接龙或创造句子咯? 幼女遗传了我的天马行空,随时随地都在发白日梦。有时,她在学校发的白日梦,竟然能在对我们述说时加入即兴的灵感,逐渐变成完整的故事。那个在校专心听课的姐姐,会杀出一句话:人家去学校是专心听老师讲课,你都拿去发白日梦,老师讲什么,你知道咩? “妹妹觉得上课无聊,所以喜欢发白日梦。这代表她是个有创意的孩子。”我希望孩子还能有发白日梦的权利,她可以由此构造出自己想像的世外桃源。 课文里谈到纸飞机时,她说她也随着纸飞机,飞啊飞出窗外的蓝天白云,自由自在地飞。她的书包与拉杆分离了,从楼梯一路咚咚咚跌下楼,她说她的书包受伤了。所有的事物,落在她的眼里,都成了会动的生物,有趣极了。 孩子不是父母的延续 “枯树,你看到枯树,会想到什么?”那棵树,曾经枝繁叶茂,却似乎造成租户困扰,在几夕之间由绿转褐,引来落叶纷飞的困扰,直至如今,萧瑟落寞成孤影。 “枯树啊枯树,你有什么故事要告诉我的吗?枯树说有,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我以前有很多朋友。但是有一天,秋天来临了,我伤心地眼睁睁看着朋友离去。朋友,快回来,我很寂寞。我从傍晚等到早上,朋友还是没有回来。秋天过去了,我还是找不到朋友,一个树叶也没有找到。我伤心极了。我晚上听到有一阵脚步声在走来走去,就觉得很害怕!如果我有朋友,朋友可以陪伴我,没事没事。现在,朋友离去了,我想说声,朋友,再见了!”她边走边说,我的眼睛却是越瞪越大。人家曹植七步成诗,她是成章,有天赋! “这故事是在课文里学到的吗?”她们两姐妹都很爱读课文,几乎倒背如流。所以,我不免怀疑。因为这里面还有些生字,是超出我意料之外。而且,她说时戏精亦旋即上身,语调伤感,停顿等也充满感情。 “不是,我自己想的。”她眼里的光晶亮晶亮的,自豪得很。我的感动瞬间盈满心头。看来,自小告诉她们我自创的枕边故事,终于结出果子来了。 “你的想法都很有创意,为什么考试不会写日记呢?你把故事写下来,把它们变成文字,永远留下来,好不好?你看,想法就像天空的云,随时能变不同的东西来。你不写下来,所有的想法都像风那样,吹走就不留痕迹了。”嘿,至少我还有个女儿遗传我。 “我只喜欢想和讲,不喜欢写。”奉行躺平主义的她,每次都用这句话狠狠浇灭我勃勃的兴致。她连我写的长文都不看,我还能期待什么?恨铁不成钢的老母,只能唉声连连,继续散步。 “这不是你要的东西。”这句话,又悄然现形,如播音器,不断地放大提醒着我。 因为,我曾经在某个与长女倾心相谈的夜晚,一再重复这句话。当时,说着我每年新年,都会想尽办法做购物平台的任务,凑分数给她们置办旗袍。大姨送的公主裙,是我童年时穿不起的奢侈品。每次我抱着那些裙子,就希望你们赶快穿。但是,你不想穿。妹妹更因皮肤敏感,自懂事起就抗拒这些裙子。我只能送走它们,你不知道,我的心在滴血。我多希望自己的身体能缩小,把所有喜爱的裙都穿进去。这是我的遗憾,却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。 “我并不是你的前传,你也不是我的续篇,你是独立的个体,是与我不同的灵魂。”网上有句话留在我心中发酵。如今,我却是通过她们,来圆满我自身的欠缺的过往,无比讽刺。 她不做的事,我自然是没办法代她做,强扭的瓜不甜。只是,不甘愿的母亲,还是拿来了手机,按下录音键,一路采收她的创意灵感。或许有天,她自己想写了呢? “妈咪,你每次都只和我说学习的事情。”我的洋洋得意,顿时卡在胸中,无法在脸上绽开。 就不能纯粹点,陪她散步陪她看风景吗?她兴奋地数着夜幕降临时,一只接一只突然现身的蝙蝠时,我还想着怎样变成文章来着。每当她伸出一些可发展的触角,我就会有拔苗助长的想法。于是,孩子又缩回自己的壳里,不愿分享了。 此时,幼女软糯的小手钻进我的手里来,边摇边指着天空的飞机说:妈咪,飞机飞过留下一条长长的白色尾巴,好像一只猫在跳来跳去。明天你还可以再陪我散步讲故事吗? 叮铃铃,叮铃铃,日本摇铃的声音,随风飘来细微又清脆的细语。嘘嘘嘘……妈妈啊妈妈啊,请专注享受此时此刻的美好吧,别急于化成文字。先让孩子去热爱这个世界,等她对它的情感足够丰厚,她肯定会去争取想要的路、想要的样子。我只需陪伴做她喜爱的事,就够了。 街角屋子的灯亮了,我们牵着手往回走,一路还有噼里啪啦的拍打声。那些吹散在风中的灵感,也只能任由它去,遗憾,也是一种美。我只需记住,我和她,又为日常添一篇小确幸,收在我们共处的回忆纪念册里,珍藏。
1月前
一宗校园霸凌案往往牵涉甚广,不仅关乎当事人,还涉及教育、社会等多方角色。其中,法律如何介入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。   法律既是受害者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,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。然而,由于大众普遍缺乏相关法律知识,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。 当霸凌事件发生时,受害者及其家属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?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校园霸凌时存在哪些挑战或机遇?其背后又涉及哪些法律责任与应对之道? 受害者如何追责? “现有法律其实已经为校园霸凌设下了许多框架,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认知不足。”执业律师兼律所创办人覃祖斌直言,校园霸凌并非单一面向的课题,它涉及刑事和民事责任、校方的法律责任、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,以及社会整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落实。 他进一步解释,若要追究霸凌者的法律责任,需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层面。刑事责任可通过报警,由警方调查并交由检控官决定是否提控;而民事诉讼则由受害者或家属自行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告。两者的差别在于刑事案件由执法机构主导;而民事案件的主动权则掌握在受害者手中,当事人需自行承担费用与程序。 校方的法律责任 在霸凌事件中,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覃祖斌指出,根据既有判例,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“看护义务”(duty of care),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。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,则构成失职,未能履行法律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,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,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。此外,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,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。若置之不理,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,甚至触及刑事罪责。 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?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,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。根据《2001年儿童法令》,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: ˙审讯保护: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,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;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。 ˙判决考量: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,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。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。 ˙进入感化院: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,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。 ˙无犯罪记录: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,公众也无法查阅。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,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。 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,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,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,以减少二次伤害。 执法与认知的不足 今年7月,《刑事法典(修正)法案》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,将言语骚扰、恐吓、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。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“保护伞”。但覃祖斌直言,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。“受害者去报警,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,无法处理。”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,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、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,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,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。此外,检控官、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,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。 尽管如此,他表示,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。“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社会在关注。”从“Justice for Zara”(为查拉伸张正义)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,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。 《反霸凌专法》 近期,首相署(法律及体制改革)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《反霸凌法案》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,以在明年落实。对于设立《反霸凌专法》,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,但需谨慎。“《刑事法典》与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》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,如果再立新法,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,让执法变得更复杂。”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,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、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,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,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,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。 构建校园安全网 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,因此需要家长、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,以遏制霸凌问题。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,既校方、家长、警方、律师和辅导员组成“反霸凌顾问小组”,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。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,并取得良好效果。 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,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。通过该系统投诉后,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,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。 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,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,前提是安装在走廊、食堂、课室等公共场所,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。他表示,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,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,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。 覃祖斌总结,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,执行能力、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。“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,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,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。”   相关稿件: 【校园霸凌/01】霸凌频酿悲剧 谁来守护校园安全? 【校园霸凌/02】霸凌隐藏权力关系 辅导员:须关注双向创伤 【校园霸凌/03】营造友善校园 守护孩子远离霸凌 【校园霸凌/04】赋权孩子 改变制度,让儿童勇敢发声!
1月前
当孩子遭受霸凌时,现有制度是否能全面保障他们的权益?在长期推动儿童权益工作的Sri看来,霸凌不仅是对制度和教育的双重考验,更凸显了社会长期忽略大众,尤其是孩子的声音。因此,赋权孩子,让他们有勇气和渠道为自己发声,同时推动制度的改革使其完善,校园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。 统一反霸凌政策的必要 8月末,Child Right Innovation & Betterment Foundation(儿童权利创新与改善基金会)发表了一则关于学校全面反霸凌政策的声明,指出联合国的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和《2001年儿童法》已为儿童保护定下方向,因此教育部推行的任何方案必须考虑现实,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有手机,地域网络的稳定性、语言和理解门槛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求助能力。因此,有关单位必须设立涵盖所有类型学校的全国统一反霸凌政策,而不仅仅依靠线上投诉平台。 此外,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:制定涵盖政府、私立、国际与宗教寄宿学校的统一标准;设立可强制执行的要求,包括每间学校成立反霸凌团队、合格辅导员、清晰举报渠道、快速回应机制和安全记录系统;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监督,用于增设辅导员与培训预算。声明指出,霸凌剥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机会,因此,解决方案不能只依赖线上投诉平台,而必须由受训的专业人士在规定的时间表与安全空间里执行,并落实全国统一标准,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。 赋权孩子:从倡导到实践 作为执业律师和CRIB基金会联合主席的Sri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与保护议题,因为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制度的改革。2016年,她和友人向律师公会提议成立儿童权利委员会,并担任联合主席逾两年半。期间,他们不仅推动儿童权益的社会倡导,还创立了The Talisman Project——一个赋予孩子成为倡导者的计划,为12至16岁的孩子提供儿童权利、儿童保护及相关议题的培训。 她说:“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,而是向朋友倾诉。”因此,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,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。在营队里,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《儿童权利公约》,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,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。“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,通过交流环节,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,也学会如何应对。” 2018年,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,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“紧急按钮”,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。2019年,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,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,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。 Sri指出,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,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。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,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。 此外,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《校园霸凌处理指南》,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,而独中、国际学校、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,分属不同监管体系。“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,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。”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,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,也要建立申诉机制,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。 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,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。“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,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。”她也举例,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、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,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,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。“即使是8、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,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。” 从监控到教育 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,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,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,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。Sri强调,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,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,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,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、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。 “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,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,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。”她指出,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,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,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,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。同时,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,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。 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,Sri持保留态度。“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,无法预防霸凌。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,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,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。”在她看来,与其依赖监控,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,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。 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,她表示目前只有《刑事法典》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,而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》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,但整体仍显不足。她认为,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,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。不过,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,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。 “If not me, then who? If not now, then when?”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。她说:“改变必须有人去做,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。”在她看来,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,还会延伸到成年,影响工作、家庭甚至国家发展。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,并赋权孩子,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,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。同时,社会也应传递“杜绝霸凌,鼓励善良”的讯息。 相关稿件: 【校园霸凌/01】霸凌频酿悲剧 谁来守护校园安全? 【校园霸凌/02】霸凌隐藏权力关系 辅导员:须关注双向创伤 【校园霸凌/03】营造友善校园 守护孩子远离霸凌 【校园霸凌/05】从预防到追责,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?
1月前
孩子已离巢,那些曾经的梦想是时候重新点燃;但,请先确保不会把退休金烧光。 上个月,我和太太在美国波特兰待了整整一周,把儿子送进大学。他即将开始在一所文理学院展开四年的求学生涯,而我们也正式成为了“空巢族”。 第一天,我们帮他搬入宿舍单人房;第二天,我们参加了新生家长的迎新典礼,聆听校方安排的说明会,了解学校提供的资源,以及身为父母如何从遥远的家乡继续扮演支持角色。 经济系教授向我们介绍他未来四年的课程与实习路径。我们每天都到校园补添宿舍用品:电脑、小冰箱、挂钩、床单、盥洗用品……忙碌而充实。 偶尔,我们也分享彼此的过去。 三十年前,我们各自被送到理工大学(UTM)念书时,父母并没有陪我们一起去报到。也许是为了省车票钱,也可能是他们忙着赚钱养家;今天,我们却能陪伴儿子走完人生新阶段的每一步。 最后一天,我们开车离开校舍,孩子不停挥手道别。发动引擎的那刻,我望向副驾驶座,太太眼眶微湿。我的心中也泛起一阵酸楚。 这一刻,我们不只是在送别儿子,更像是和过去二十年的人生角色说再见。从新手爸妈,一路走到此刻。孩子长大了,我们也要开始另一段旅程。 曾有梦想的你,回来了 当父母这个角色占据了生活的全部,我们的梦想或将被暂时搁置。 也许你曾梦想环游世界、写书、学习乐器、开咖啡馆、投身公益。然而,现实却是换尿布、接送孩子、工作还贷,人生似乎一直在“延迟”。 如今,孩子已离巢,那些曾经的梦想是时候重新点燃。 目前,我正在筹备9月的小型演唱会,也在考虑制作第四张音乐专辑;和太太计划把工作步调放慢,多些旅行,趁我们还健康、走得动。 我鼓励你做个简单练习:写下你一直想做,却还没做的三件事。也许它们会成为你下一段人生的新起点。 中年的自由,不等于冲动 有些人一提到“孩子走了、自由来了”,就想着要好好补偿自己:花大钱旅行、买车、吃名厨大餐。 我不是要泼冷水,但必须提醒:自由,不代表可以乱来。而是更有主导权地安排自己的时间、金钱与精力。 的确,孩子长大了,生活负担是少了,身边也多出一些“可支配资源”。但,在你准备登上富士山之前,请先确保不会把退休金烧光。 你现在拥有的,是一种“可以选择的自由”。这种自由,需要你有计划且节制地运用。 中年梦想,碰上现实账单 说回现实。这一年,我和太太的生活开支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。儿子赴美念书,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就已接近9万美元!在波特兰期间,一位留美朋友前来与我们相聚,谈到学费时,连他也忍不住倒吸一口气。我们开玩笑说:“环球旅行好像还比较便宜。” 但老实讲,我们并不慌张。 儿子出生时,我们就开始为他的教育做准备。虽说当初的预设金额没这么高,但多年来通过理财积累,如今我们准备得比想象中更充裕,这笔开销也不会影响我们的退休目标。 我想提醒所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父母:别为了孩子的教育牺牲自己的退休。不然当你老了、没能力工作时,孩子反而要负担你的生活,这样对他们也不公平。 现实还包括: 你打算几岁退休? 双方父母年纪大了,是否需要额外照顾费用? 通货膨胀逐年吃掉你的储蓄价值? 这一切,都必须认真面对。 人生下半场的财富计划 进入人生的“第二半”,钱的用法和目标要开始调整。以下是我自己的做法,你也可以参考: [vip_content_start] 一,算清楚你的数字 退休金准备得怎样?EPF够不够?有PRS吗?有无出租物件或投资收入? 教育金还剩多少未支付?哪些是必须给的,哪些可以共担?   二,重新分配现金流 孩子长大后,许多费用将结束:保姆费、学费、补习费…… 这笔钱可以重新分配到: 旅行基金 梦想启动资金 健康储备金   三,遗产与传承 更新遗嘱与EPF受益人 考虑是否设立家庭信托(若财产已达一定规模) 留下清晰的财产安排,免得日后家人起纷争   四,风险与保障 是否需要保留高额人寿保险? 医疗保单是否足够涵盖未来老年阶段? 是否有长期照护的准备? 这些事虽然不浪漫,但比浪漫更重要。 为下半场设计一份“梦想蓝图” 现在,你可以开始“负责任地做梦”。我建议你设定一个“梦想预算”,比如:每个月花2,000令吉做你想做的事,或设个一次性梦想基金,让自己圆多年心愿 另外,也可以考虑把兴趣转化为收入。你会弹琴,可以开班教学;你爱写作,可以出电子书;你做得一手好菜,也许可以开网店。 最后,请给自己未来5年定下三个目标。如: 每年至少去一个国家旅行 完成一项人生清单上的梦想 每年至少参与一项公益活动或回馈社会 这不叫退休,而是重塑人生(reinvention)。 孩子成长了,你的梦想也该长大 在波特兰说再见的那刻,我们不是只在送别一个孩子,更是在告别一段人生。但告别并不是终点,而是通往新阶段的起点。 现在的你,可能也正站在同样的路口。孩子渐渐独立,人生突然多了空白页。别让这张空白,只用来刷剧、打麻将、等孙子。 请你勇敢地,用梦想、热情与智慧,把这张空白写成人生下半场最精彩的篇章。 拿出你的Excel表,规划你的现金流。 拿出你的日记本,写下你一直想做的事。 拿出护照,看看接下来哪一站,是你想去的。   你已经成功养育了一个孩子。现在,轮到你去养育自己的梦想。 衍生阅读: KCLau | 留在场上: 50岁后的风险管理真功夫 KCLau | 你该担心的,不是公积金改月领 KCLau | 先顾好自己再帮孩子, 别用掉退休老本 KCLau | 当薪水不再进账:50岁后的现金流策略 KCLau | 买房?租房?还是搬家?退休前必须想清楚的9个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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